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从荒漠到都市：重新学会‘与自然做邻居’” 主题沙龙于上海世界会客厅举办。本次活动由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联合澎湃新闻主办，集结生态专家、企业家、自然教育从业者、艺术家多方力量，围绕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自然教育、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展开深度交流，探寻城野共生可持续实践方案。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第六任会长钱晓华现场发表致辞，回顾协会二十二载生态守护征程，讲述组织从腾格里沙漠治沙起步、依托企业家力量开拓民间环保道路的成长脉络，梳理业务从荒漠化治理拓展至多领域生态保护体系的发展历程。他结合上海超大城市发展实际，点明都市生态保护的时代意义，提出协会将联动多方打通协作壁垒，融合 ESG 建设、企业绿色转型与城市自然教育，号召全社会一同学习与自然比邻而居，以绿色共生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

非常荣幸在“六五世界环境日”，我们相聚上海，共赴这场聚焦城市自然、探寻人与自然共生之道的主题沙龙。我谨代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向在座的各界嘉宾、企业家同仁、专家学者，以及自然教育从业者致以诚挚的问候。透过本次沙龙的主题，我们足以感受到，这既是一场空间场景的跨越，更浓缩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二十二年来，先后2000多位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不断探索、不断迭代的坚守与成长历程。

二十二年前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正式成立。当时的缘起简单而纯粹：为了遏制肆虐的沙尘暴，守护日渐退化的西北荒漠生态，在创始会长刘晓光的感召下，我们一批心怀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自发集结，怀揣着“凝聚企业家精神、守护碧水蓝天”的初心，力求以商业化手段阻止荒漠化蔓延，以商业力量赋能生态治理，从零开启了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民间探索之路。

在业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正式进入环保公益领域的起点与标杆。二十二年来，我们从最初聚焦单一的荒漠化治理，再到全国多个地区发起在地基金会，并通过在地项目管委会的形式，逐步拓展生态保护的议题边界，构建起立体多元、全方位覆盖的环境保护实践体系。目前，我们环保议题已涵盖生态系统修复、濒危物种保护、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自然教育、环保公益行业赋能等多个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坚持推动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相融共生，搭建专业化的公益平台，助力生态公益行业可持续、规范化发展，让更多专业力量投身自然保护事业，让生态保护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行动。

立足当下，我们的保护视野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拓宽。我们通过聚焦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教育，探索推动超大城市保护实践。比如，我们今天所在的上海，作为人口密集、经济活跃、产业完善的超大城市，承载着千万人的生活与发展，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守住城市生态底色、构建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城市、让市民重新拥抱自然、亲近自然，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命题，也是我们今天齐聚于此探讨的核心意义。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6月9日，以“智联全球·融汇未来”为主题的中国银行新能源汽车产业GBIC大会在重庆举行。中国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蔡钊，重庆市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和华，赛力斯汽车董事长张正萍出席大会并致辞。来自全国的百余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产业发展趋势，深化产融合作，助力新能源企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大会同时也是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首场活动，标志着金融赋能重庆重点产业升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举措全面展开。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围绕整车及上下游链条，中国银行紧扣研发、生产、销售、消费全周期推出专属服务方案，在信贷投放、跨境结算、供应链金融及资本市场对接上持续发力；面向企业决策层，我们以“企业家办公室”为载体，将服务从企业信贷延伸至家企治理、财富传承与社会责任，实现“产业+家业”双维赋能。

灵聚大圩，法韵漓江。千年商埠依漓水而立，一江碧波环古镇而过。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漓江之畔的灵川县人民法院大圩人民法庭深挖地域特色，将法治服务融入老街巷陌、漓江岸线，立足乡土实际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打破坐堂问案传统模式，发挥司法职能守生态、强治理、惠民生，让法治气韵伴着漓水清波浸润圩镇烟火，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的司法动能。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在于抓前端、治未病。大圩法庭立足辖区治理实际，跳出“被动办案、事后化解”的传统思维，促推搭建基层共治平台，率先探索“法庭+综治中心”全域治理模式。自2021年进驻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来，法庭打破部门壁垒、打通治理断点，联动信访、公安、住建、人社、妇联、司法所等多部门，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资源，构建起“党委领导、法庭主导、多级联动、全域覆盖”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过去一段时期，漓江流域生态类案件类型杂、管辖散、裁判标准不统一，非法捕捞、乱砍滥伐、违规采石等行为查处碎片化、修复流于形式，生态治理合力难以凝聚。为守住“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金字招牌，2021年，大圩法庭挂牌成立漓江流域巡回法庭，推出环资案件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归口审理模式，让辖区所有生态案件“统一审、规范判、闭环治”，彻底告别以往“多头审理、标准不一、修复脱节”的治理困境，实现“办一案、护一片、稳一域”。

该案由灵川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公诉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李某主动认罪认罚，灵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法庭结合案件事实与认罪悔罪情节，依法对被告人李某判处罚金1000元，并判令其承担生态修复、鉴定相关费用共计2412.5元，以精准司法惩治震慑非法狩猎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漓江流域生物多样性。

针对漓江沿岸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的行为，法庭同样坚持惩戒与修复并重，不仅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定罪量刑、判处相应罚金，更紧盯生态受损实情，结合山体破损、植被枯死、水土流失、河道隐患等实际损害，精准判令责任人开展边坡治理、植被补种、常态化生态养护，让破坏生态者付出代价、主动补损，真正实现“谁破坏、谁修复，谁受损、谁补偿”，让漓江生态得以休养生息。

生态保护绝非简单“禁、堵、罚”，更要兼顾百姓生计、化解民生症结。青狮潭库区渔民转型纠纷，正是法庭统筹生态守护与民生保障的生动缩影。库区村民世代靠水吃水、以渔为生，为优化水域生态，当地敲定统一鱼苗投放、期满统一捕捞的收益分配方案，九成村民签字认可，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异议。有异议村民执意私自捕鱼，拒不遵守集体约定，与合作社产生矛盾。加之库区水域辽阔，少数渔民多在夜间分散违规捕捞、刻意规避检查，基层执法力量难以全域管控。为此，巡回法庭主动靠前介入，一方面下沉村组开展面对面法治宣讲，约谈纠纷带头人，释明渔业法相关规定，掰开揉碎讲清违规捕捞的法律后果，稳住局面、平息对立情绪；另一方面跳出纠纷本身溯源治理，通过精准发送司法建议，推动当地政府重构管护机制，推行“四方两股一体化管护”模式，一体管护、互利共赢，既守住了水源地生态安全，又盘活了渔民生计，为库区生态长效管护筑牢法治根基。

新法典施行后，耕地保护与农业生产环境监管有了更为明晰的法定准则。为引导广大农户在田间种植中科学施用化肥农药，规范回收处置农药瓶、农资塑料袋等农业废弃物，杜绝随意乱扔造成土壤面源污染，法庭的法官顶着烈日深入田间地头、种养基地开展法治宣讲，推动农户从被动守法转向自觉护田，助力本地特色农业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该团伙5名成员因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刑事拘留，也完整还原出黑产基础运作模式，即境外团伙发布推广需求，国内接单人组建所谓的“工作室”，批量购买视频账号、使用非法上网工具和IP伪装技术，系统性对抗平台风控，在直播间“闪现”二维码或进行跨平台引流，最终将用户导流至境外色情APP、私域群聊完成“收割”。由此，黑产形成了从境外发包到境内变现的完整闭环。

除了在境内社交平台通过隐晦内容导流之外，黑产还衍生跨平台迂回作案模式：不法分子在抖音等平台发布境外低俗内容截图，引导用户至境外平台浏览淫秽内容，通过主页签名信息隐晦表达可添加其他国内社交软件好友。在国内第三方平台收取“门槛费”后，提供私聊、私发淫秽视频甚至卖淫等违法服务。近期破获的案件中，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首先，管控范围全面延伸。据抖音介绍，目前治理对象不仅包括发布色情低俗、引流招嫖内容的违规账号，也覆盖利用短视频、直播、评论区等多场景实施导流的黑产节点。识别重点不只落在单条内容，而是覆盖异常账号、异常设备、异常网络环境、导流链路和交易链路。即便前端内容未直接越线，若背后存在导流、招募、交易等后续动作，也纳入治理视野。

其次，技术识别与人工研判联动。抖音综合使用大模型等技术手段，对色情低俗、引流招嫖、暗语变体等风险内容进行识别，同时针对批量发布、异常互动等行为特征建立识别能力，提升对工具化作案的发现效率。通过账号、设备、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识别，平台能从单点线索还原更完整的作恶网络。人工环节则重点覆盖机器识别后的复判确认、上下游关系梳理等关键节点。

最后，警企协同实现产业链打击。抖音安全团队主动发现线索、主动取证、主动报案，不依赖用户举报推动案件发现。对具备违法犯罪嫌疑的线索，平台形成数字证据、还原作案链路，并推动进入司法处置流程。治理边界不止于内容删除和账号封禁，而是延伸至账号溯源、链路识别、证据固定和司法移送，目标是识别并打击内容表象背后的组织化黑产网络。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